40年过去了，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大学招生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20多万扩展到现在的年招生700万，翻了30多倍，已经进入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。上大学不再是一件“少数人”的事情。40年来，大学教育发生了哪些变化，在新时代，如何进行高校“双一流”建设？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近日接受了《人民政协报》采访，全文刊载于《人民政协报》2018年8月1日“教育在线”版面。

▲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

（一）老师全身心地教，学生全身心地学

记者：1981您考入清华大学，我查阅了下，那年的大学录取率是5.9%，相当于100个人去考试只有5.9个人能上大学，作为天之骄子，当年的大学生跟现在有什么不同？

程建平：1977年冬天恢复了中断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。那时候考上大学的比例确实很低，大概也就5%左右，每年录取20多万本科和大专的学生，只有少数人才能上大学，所以被称为精英教育。

经过“文革”十年的破坏，我们国家的教育、科技都相当落后，人才匮乏，在追赶过程中全社会重理工轻人文之风逐渐盛行。当时，大学生普遍有一种“知识饥渴症”，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时光。这是一个在文化断裂的年代坚持学习的人所形成的群体，知识饥饿感十分强烈。大学期间都努力抓住机会，刻苦学习。那时候大学生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就是四点一线——教室、宿舍、操场、食堂。我记得学校当年有个班级有一门课，因为特殊原因取消了期末考试，上课的学生都不干了，非要考试不可。

如今40年过去了，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大学招生从当年的20多万扩展到现在的年招生700万，翻了30多倍，已经进入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。上大学也不再是一件“少数人”的事情。

记者：面对一群求知若渴的大学生，当时大学老师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？

程建平：那时候的大学老师，都希望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知识教给学生，学生则是尽可能多学知识，根本不存在学习压力大等问题，天天学都觉得不够。当时大学里的风气就是老师全身心地教，学生全身心地学。

在改革开放初期，大学教师的待遇其实并不好，住宿条件、教育教学条件都无法与现在比，但当时老师们基本都是全身心地扑在教学上，以教学为主，科研为辅。当年我所在的班级有20个人（原来招了40人，后来分成了两个班。）上完大课后，还有老师给我们上小课进行专门辅导，比如以讲解习题的方式进行答疑解惑，像物理方程、量子力学等一些很艰深的内容，大课上没听懂，小课老师再给我们开小灶讲解，上大学那阵我们天天上自习，不知道什么叫累。老师和学生关系很融洽，甚至很亲密。

记者：当年您学的专业是工程物理，这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较强的专业，那段学习历程，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

程建平：我们那时的学制是5年，应该说，除了扎实的数理基础要求外，当时的大学教育很重视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，比如车铣刨磨钳等金工工种，我们要花6周的时间去车间实习，每个工种要学1周。那时候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格，学习车床，就要车出一个合格的零件，学习焊接，就要焊出一个马扎，学习钳工，就要做出一个锤子，每一道工序必须要独立做出一个个产品才算合格，这个过程对于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操能力非常有好处，对于后来我们从事科研也很有帮助。我们班曾经有一个同学学习成绩很好，但就是动手能力差，这6周对他来说，简直是一种煎熬，但当他咬牙度过以后，他的动手能力得到很大提高。时至今日，讲起那段经历，他依然觉得对他现在开展科研工作有很大帮助。

记者：您应该是一毕业就在清华留校任教了，从学生到教师，角色转换很大，当时是怎样的一个过程？

程建平：我1986年毕业留校后，就当了86级的新生班主任，后来一直带他们到毕业。那时候为了培养年轻人，每门课上课教师分为AB角，带我的老师讲一遍，我跟着他学一遍，第二年才开始独立上讲台，既要给学生讲课，还要带学生做实验。当时我负责的课程叫“智能物理仪器原理”，是我们系的重点课。我和其他老师在课程建设、教学实验设计、实验室建设以及因材施教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和改革，使得该系列课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。该系列课先后4次获得校级奖励，1994年被评为清华大学一类课。

对于当年的我来说，前五年在学，后来这五年就是教课带学生，我用10年时间完成了从学到教的角色转化。那时候高校很重视对青年教师的全面培养，我们不仅有教学任务，还有科研任务，在教学的过程中，参加了很多科研课题，那段时间，无论从业务上，还是政治上我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。

（二）中国经济高速发展，得益于高校的人才培养

记者：199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，确定了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思路，随后高校扩招，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迈进，这期间，对高校教育教学带来了哪些影响？

程建平：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的扩大、高校持续扩招，学生人数不断增加，高等教育逐渐进入大众化时代，有需求、有愿望想要上大学的学生，只要努力学习，基本都可以满足“上大学”这个愿望。

与之相应，大众化也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比如教育投入、人才培养质量等问题。也因此，加强内涵建设、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成为一个迫切解决的问题。

在快速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，国家始终把提高质量摆在突出位置，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化，高等教育整体质量不断提高。2001年，教育部印发了《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》，就加强教学工作提出了12条针对性很强的要求。2003年，教育部启动并实施部本级“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”，狠抓了教学模式、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的改革，开展“教学名师奖”的表彰，建设“国家精品课程”，积极开展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等。这些措施的实施，有效保证了教育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。2007年，教育部下发了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》，针对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，提出了6个方面20条具体要求。这一系列举措，在高等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大影响，对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记者：国际化是改革开放在科学研究发展重要阶段的显著特征。您也有出国访学的经历，对比当年，现在的中国科研在国际上发生了哪些变化？

程建平：1996年—1998年，我在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所(DESY)做了两年高级访问学者，那是德国最大的科学技术研究所之一，汇聚了世界各国优秀的科学家。在跟他们接触过程中，我不仅学到到了世界先进的科研知识和理念，还有严谨务实的科研方法和工作作风，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德国人严谨的做事风格，这对我影响颇深。在德国的那段时间，不仅让我开阔了视野，了解了世界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和科研水平，同时也让我看到了我国的差距。

40年来，中国的科技发展迅速，一方面得益于体制优势，另一方面，中国人很聪明、能吃苦。但相比世界发达国家，我们的科研创新能力还比较欠缺。

过去，我们的科技发展比人家落后，办法就是“拿来主义”，学完以后模仿再提高，一直跟在人家后面跑。随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力的增强，国家对科技的投入的增加，我国的科技创新由过去的跟跑为主，逐步转向在更多领域中并跑、领跑。当然，总体上来说，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还差了半个身位。就像奥运会田径的比赛项目，虽然有像刘翔110米跨栏的冠军项目，但是整体上我们还是处于追赶状态。

记者：40年来，我国逐步形成了全面的对外开放格局，带动了大学教育的发展，大学地位也提升了。这方面有哪些表现？您的切身感受是什么？

程建平：改革开放40年来，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，中国大学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，这在一些世界知名的大学排行榜单上可以发现。

在我看来，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高低在于他培养的人才能否支撑社会经济发展。改革开放40年来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。正是这些人才支撑了国家的高速发展，所以，目前正在进行的“双一流”大学建设一定要跟国家经济发展紧密联系。

记者：跟您一起上大学的那批同学，应该已经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，如何看待你们那代人的使命？

程建平：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，我们无比庆幸自己能够赶上一个伟大的时代，从心底感激国家对我们的培养，也格外珍惜报效祖国、服务人民的机会。我们那一批同学，目前都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，有人在学术科研上颇有建树，有人担任政要主政一方，还有在商业上的成功人士。应该说，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时代使命，对于现在来说，就是要培养目前国家发展急需的人才。

（三）大学最根本的任务还是育人

记者：目前各高校集中精力进行“双一流”大学建设，前两年，您从清华大学调至北京师范大学任党委书记。作为师范院校的最高学府，北京师范大学创建“双一流”大学有哪些特点？

程建平：对于北师大来说，建设“双一流”大学，首先要看是否能为中国教育的一些关键问题提出解决方案，并参与实际行动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，要扎根中国大地创办一流大学，我的理解是，中国大学一定是要首先解决中国的问题。作为一个以教师教育为核心的师范院校，北京师范大学如果不能为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作出贡献，那就不可能成为一流大学。我们现在也正在按照这样一个指导方针去推动学校的各方面建设。

记者：不久前，您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，对于综合性师范院校来说，“综合性学科平台是高原、是基础；教师教育是高峰、是特色。”那么如何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“大国师匠”？

程建平：最近我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文章，是我们一个毕业生代表张慧同学在2018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的发言，她在发言中提出，为什么我们是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而不是Teaching University？她的回答是，所谓Normal与Teaching的区别，就是师匠和教师的区别。当老师是一份职业，而成为师匠是一种追求，一种在任何领域都既脚踏实地又敢为人先的追求。

国家赋予北京师范大学的使命，就是要培养一批又一批的教师，在去年北师大第十三次党代会上，我们确定了建设“综合性、研究型、教师教育领先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”的办学定位，在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方案中专门强调了构建“高原支撑、高峰引领”的学科发展体系，计划通过构建“六大学科群”来铸就中国教师教育的“珠穆朗玛峰”，打造中国基础教育的“黄埔军校”。

我们的核心是发展教师教育，这是高峰，但光有高峰不行，有高原才能形成高峰。这其中，综合性学科平台是高原、是基础；教师教育是高峰、是特色。综合性学科平台滋养哺育了教师教育特色，丰富和提升了教师教育的内涵和品质，教师教育特色则不断融入和渗透综合性学科平台，两者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。

记者：近日，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本科教育大会召开，会议提出，要坚持“以本为本”，推进“四个回归”，加快建设一流本科教育，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主题，高扬人才培养主旋律，把本科教育放在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。在新时代，如何提升大学本科教育质量？

程建平：“双一流”建设必须把质量放在第一位，把更多的精力聚焦到高校内涵发展上来，对于不同地区、不同类型的高校而言，在质量提升的过程中，需要面对的难题并不一样。北师大把重点放在了引导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到教学和育人上。我们要把北师大诸多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，把“双一流”建设的成果体现在人的成长成才上。

育人一定要肯花精力进行精准培养。就好比吃饭，这个孩子喜欢吃这道菜，那个孩子喜欢吃那道菜，这个饭怎么做？最好的就是一人一个菜单，孩子喜欢吃什么就做什么，育人也是如此，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爱好与特长。

中国高等教育质量要提升，不仅要求“双一流”学校要办好，而且要求每一所大学都要办出自己的特色，目标是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人才。

记者：最近这几年，大学校长的毕业典礼致辞备受关注，也说明大学对于学生个体发展越来越关注。如何看待这一现象？

程建平：应该说，大学校长的毕业典礼致辞受关注，得益于当今多媒体的发达，过去，我们也有校长、老师对毕业生寄语、临别赠言，但那时候信息没那么发达，所以社会影响也没那么大，但是现在不同了，校长刚讲完话，视频、文字就传播出去了。

相比我们那个时候，除了校长老师们的寄语，大家记忆最深的应该是同学之间的情谊。比如我们那时候每人都有一本毕业生手册，毕业时互相留一些寄语的话，很真实也很随意。因为大家彼此都很了解。同学之间讨论的都是学习的问题。我现在还保存着大学毕业时的毕业生手册，因为我喜欢帮助大家做点事，大家对我评价还不错，这些认可至今还在鼓励着我，这也成为我现在的一个做事的风格。

在我看来，大学的根本任务还是育人，这是任何时代都不会变的。